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

近期，欧博allbet阿尔贝·加缪研究学会会员、波尔多第三大学波尔多阿基坦新闻研究院讲师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著《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是第一本分析加缪的新闻作品的专著。本书按时间顺序介绍了加缪从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走向巴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的一生，其中着重讲述了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巴黎晚报》《战斗报》这几家报纸工作的记者生涯。作者分析了加缪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字，指出加缪的记者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极深厚的养分，尤其是奥登案——堪称加缪版本的《我控诉》——与《局外人》的故事极为相似。

与此同时，加缪在评论分析时事时体现出的对弱者的关注和对公平的追求，对现如今的新闻报道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 / 著

张冬锐 /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实地调查记者

译作选读

加缪成为记者时只有25岁，但他那时已经具备了天赋、正直和成熟，这些品质引导他去谴责不公正和苦难，而这些正是他小时候在贝尔库的贫困街区不得不承受的事情。

新闻业给了加缪第一份稳定的工作，使他能够通过写作实现“与现实对话”的梦想。这份对现实的承诺——他永远不会背弃——他1936年11月在《加缪手记》中写下自己的秘密时透露了这一点，当时他写道：“我更愿意睁着眼睛。”正是新闻工作使他更接近现实，更接近当地的真实情况。他以严谨和精确的方式描述了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他传递阿尔及尔这座城市的感官氛围和生命力时那样。他的专栏文章通过五种感官来触动读者：他让读者看、闻、感觉、触摸并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写作当中，他时常将身体的和感官的东西，与戏剧性和悲剧性关联起来。

在没有任何专业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他只在杂志《南方》（Sud）和《阿尔及利亚评论》（La Revue algérienne）上发表过两篇文学评论—他发现了自己对新闻业的真正热情，他肯定地说：“记者这一职业是我知道的最美丽的职业之一。” 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职业开端如同置身于一所新闻学校。在工作实践中，加缪发展了对表达方式的品位，练习了对词语的选择，意识到仔细观察和切身感受真正发生之事的必要性。正如他的朋友让· 达尼埃尔（也是记者）所说，这是有利于介入文学的时代。这是记者加缪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经的步骤。让· 达尼埃尔这样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加缪，完整的加缪，就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文章里。我们在那里甚至看到了一种命中注定。”

加缪在这里选择了一种永远不会离他而去的新闻伦理观念。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一家殖民媒体（在阿尔及利亚）占主流地位，它汇集了加缪反对的一切：种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平庸、资本主义的专制、正统派的问心无愧”。

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了大约150篇专栏文章，包括各类信息，欧博百家乐从地方新闻到法庭纪事，从专题报道到社论。这家由巴黎知识分子帕斯卡尔· 皮亚领导，致力于公共利益、社会平等的报刊，其股东中有亲欧洲、主张共和、持政教分离观念的资产阶级。而当这份报纸成了为“所有斗争”服务的报刊，特别是成为保护最贫困者的报刊时，这一阶级便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这群创立《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人在人民阵线获取权力之时便有一个想法，即在阿尔及尔创办一份进步主义的报纸，就像奥兰的进步报刊《奥兰共和报》（Oran républicain）一样。

这份报刊是在合作的形式下诞生的，目的是使其免受金钱和政治党派力量的影响。报刊创办者对不同的领导者候选人进行了检验，最终选择将管理权交给帕斯卡尔· 皮亚。在阿拉贡和乔治· 阿尔特曼（Georges Altman）的推荐下，皮亚特意从巴黎赶来，在此之前，他曾在《今晚报》和里昂的《进步报》工作过。《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第一期于1938年10月6日问世。由于缺乏资源，报刊的领导者优先招募新人，因为这样工资成本较低。就这样，阿尔贝·加缪在1938年10月成为记者。帕斯卡尔·皮亚这样解释他的招聘工作：

编辑部的微薄预算不够雇用足够多的记者，也不足以吸引来优秀的专业人才。我不得不招募新人，并为他们提供培训。我从不吹嘘自己的洞察力，但我必须说，加缪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立刻意识到他会是我能找到的最佳合作者。他没有说任何无关紧要的话，但他显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一切。无论谈论什么主题，他的言辞都彰显出他扎实的知识，以及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那时才25岁）通常拥有的更多的经验。我没有必要再去进一步权衡他是否能胜任编辑岗位，我立刻邀请他与我一起工作。

虽然加缪一开始是从地方新闻—一些当地小事件—入手，但他很快就把这些简短的通告变成了尖锐的报道，在报道中他谴责了权力的滥用、剥削，并为“白人”无产阶级和最贫困的穆斯林的悲惨生活条件打抱不平。然而，尽管加缪在新闻写作中为他们发声，让他们成为专栏文章的主角，写上了他们的姓和名，但应该注意的是，加缪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使用一个抽象的统称来指代穆斯林，即“阿拉伯人”。这一行为至今在阿尔及利亚仍备受争议，卡迈勒· 达乌德（Kamel Daoud）的作品《默尔索案调查》（Meursault, contreenquête）和西班牙记者哈维尔· 雷韦特（Javier Reverte）的旅 行 作 品《重走阿尔贝·加缪之路》（Tras las huellas de Albert Camus）都见证了这一点。

加缪一进入《阿尔及尔共和报》，就给他的朋友、大学哲学教授让· 格勒尼耶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新工作和他的感受。考虑到他致信的这位对话者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大学教员有时会对新闻业表现出的偏见，有些段落也许应该谨慎阅读：

我开始从事新闻业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做些杂讯和报道，有时也写些文学作品。你比我更清楚这份工作是多么使人沮丧。但我也从中找到了一些价值：一种自由的感觉——我不受约束，我做的一切似乎都有鲜活的生命。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质量相当低的满足感，真倒霉。

阿尔贝·加缪

实际上，加缪不久后就对自己的这份新工作充满热情，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投入其中。无论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共和晚报》，还是后来在《战斗报》，他都努力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并以坚实的职业道德观为支撑。他寻求的始终以道德良知为后盾的新闻工作，今天仍然不存在。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阿尔贝· 加缪都是一位先驱者。虽然他在记者领域的停留短暂而紧张，有时还伴随着强烈的失望，但他始终对自己的第一职业表现出极大的依恋.。

一些加缪的研究者声称加缪热爱新闻工作但讨厌媒体，如莱维—瓦朗西（Lévi-Valensi）。与加缪在多家报刊合作了9年的朋友帕斯卡尔· 皮亚甚至说，对于加缪来说，新闻业不过是一场“意外”。一些与加缪一起工作的新闻工作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例如让· 达尼埃尔，他为加缪对新闻业的热情和依恋辩护，还有与加缪一起在《战斗报》做编辑的罗歇· 格勒尼耶，他认为这种断言是不准确的。当下有种对加缪的所有文字和在多个采访中的声明的解读，证明了他对这个职业的责任和喜爱。在最后一期《卡利班》上发表的让· 达尼埃尔对加缪的采访中，加缪仍然没有背弃新闻业。

从一开始，加缪就拥抱一种“公民新闻”、一种道德新闻、“一种意向性新闻”（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具有带来改变的决心）、一种愿意为“无声者”发声的致力于支持最弱者的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后来作品的起源，他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面对看似徒劳的事业，将自己的斗争作为生活的理想。

加缪以一种直接、简明、冷静和精辟的风格巧妙地讲述他看到的一切，经常夹杂着讽刺，他是一个熟练的、总是尊重普通人的观察者。他的报道以真理、正义、责任和人类尊严的名义，向公众展示了一些戏剧性场面。此外，他始终坚持诚实的原则。

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专栏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新闻的诚实性。“卡比利亚的苦难”系列报道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错误， 他以“给读者的说明”的形式对错误进行了更正。这是加缪要求严格的一个例子：昨天，在卡比利亚现有医务人员的明细单中，我们给出的一个数字是错误的。有12.5万名居民的苏马姆大区（ Soummam）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而不是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昨天的数字没有算上盖斯尔（ El-Kseur）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这一更正，诚实性是这一证词唯一的力量。

让新闻记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往往是困难的，而加缪可以毫不犹豫地纠正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