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新，欧博allbet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社会信任建构的记者群体网络公共参与研究”（批准号：19BXW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前主流的学术视野是将记者群体作为职业类型进行研究。本文将突破这种主流视野，关注记者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的社会阶层特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为。本文提炼出“都市记者”概念，是根据本文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设定的。“都市记者”的“底层”概念并非一种严格的量化等级排序，而是基于社会关系（social relaitionship）和声望秩序（integrated prestige order）而进行的修辞性表达。

　　经验材料显示，在都市记者、媒体的管理者和医生、公务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中产阶层三个层次中，“都市记者”的权力、地位、经济、安全感、社会信任等因素均居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本文姑且借用类似于“新闻民工”的修辞表达方法，将“都市记者”呈现的种种特征称为“底层”的特征。

　　一

　　文献综述

　　（一）日常生活与媒介实践日常生活

　　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非本质现象，19世纪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日常生活的特定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此时的社会学研究重心仍然是社会制度及社会行动，直到1930年代以后，随着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的崛起，社会学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研究才全面展开，以至于日常生活研究的兴起，动摇了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社会学宏大叙事范式（吴飞，2009a）。

　　（二）社会分层与阶层抗争

　　从职业角度研究记者群体是横向的功能性结构分化视角，而本文从社会阶层角度的研究则是纵向的等级分化研究。本文汲取社会分层理论的养分，来支撑全文的框架。格伦斯基（Grusky，2001/2005：225-233）从名声、尊重、声望和职业等级方面研究等级身份群体，这几个概念对记者职业的阶层关系研究十分重要。关于阶层抗争，Scott James（1985：34）的研究对本文有较大的启发，他通过在马来西亚农村的两年田野调查，发现了农民针对地主的抵抗方式包括拖延（foot dragging）、虚假服从(false compliance)、搞破坏（sabotage）、盗窃(theft)、假装无知(feigned ignorance)等。这种田野调查启发了笔者对记者抵抗行为的思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记者针对管理层也保持着以上消极态度。格伦斯基（2001/2005：110）也认为，东方伦理中的“低声抱怨”和“放慢工作节奏”是以阶层利益为基础的行为。

　　（三）记者群体与阶层关系

　　赵云泽（2014）对当下中国记者职业地位进行了整体性考察，认为“记者的地位正伴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而急剧下降。经济收入的下滑、工作难度的加大、工作环境恶化诸多方面又放大着这一效应。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吴飞（2009b：123）把传统记者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知识精英型、士商结合型、政治宣传家型、专业主义型。记者群体本身也并非一个无条件的共同体，他们本身也存在撕裂和断层，所谓共同体化，只是由不同局部组成的版图。“都市记者”是从记者群体内部阶层划分中衍生而出的，是将其放置于普通市民阶层范畴中而特定分析的一个概念，接近但不等同于“民生记者”概念，依据上述文献，大部分都市记者不属于阶层精英和知识分子，而属于“为稻粱谋”或“中间地带”。

　　二

　　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的边界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为S市媒体所属的职业记者，以及外地媒体驻S市记者。作者撰写本文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接触的记者有三百余名，包括：1.S市广电、报业记者；2.上一级省属广电、报业驻S市记者；3.上一级省属广电就地聘用记者；4.中央媒体驻S市记者。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都市记者。“都市记者”可以大略定义为：都市类传统新闻平台中，专注于城市中的政策发展、社会事件与民生关系的一类记者。

　　都市记者则以“都市”为空间，注重政策、政府、民生之间的平衡性，都市记者中也有针对政府部门的跑线记者，也有专门解读政策的深度记者。本文研究的都市记者有“同城”的暗指，“同城”记者有相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才有可比性，同时，“同城”是记者们在合作中建构共同体的前提。

　　2.研究对象的阶层结构

　　虽然本文在研究中仅仅是观察“都市记者”呈现的阶层特征，但是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的阶层结构进行宏观分析，从内部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为下文的身份研究和共同体研究提供经验数据，从外部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在当今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环境。

　　（1）内部结构

　　从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的月薪数据来看，S市报业和广电两大集团的记者工资平均数在7000元左右。通过与记者的深入访谈获知，不同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平均数更有研究价值。报社都市记者月薪的计算公式：{底薪（1000-2000元）+稿费（根据发稿类型和字数浮动）}*报社盈利系数（根据报社盈利状态当月浮动）+补贴（交通补贴、生活补贴，少于1000元）。底薪主要受到工龄、学历和编制的影响，但是这一部分的影响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拉大月薪差距主要靠稿费。

　　稿费的核算标准如下：普通稿1000字以内100元，如评为当月好稿，奖励100-200元，通讯稿1000字以上200-300元，调查稿500元。调查稿的稿费最高，但一条调查稿一般要花费一周时间。在这个公式中，系数的依据是每个月报社盈利状况，在1的前后浮动，比如记者的稿费为10000，当月盈利系数0.8，只能拿到8000元，当月盈利系数1.2，则可以拿到12000元。从这个计算公式来看，报社都市记者的内部阶层结构并不复杂，多劳多得的原则打破了编制、资历、学历等造成阶层固化的工具。

　　但是，报社都市记者与同一单位内其他类型的记者的差距却很大：a.时政记者有经营收入，主要来源是订报纸的发行提成；b.财经记者、行业记者有广告提成，另外，调查数据显示，财经记者和行业记者面临更多的转型机会。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两个方面来看，报社内部的都市记者处于记者群体阶层结构的底层。

　　如果说报社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差距只存在于都市记者与其他类型记者之间，广电的都市记者内部即存在着固定的差距。广电都市记者月薪的计算公式：底薪（1000-2000元）+集团盈利基数*个人系数（根据职务、工龄、学历、编制而定）+超额发稿奖励（<500元）+好稿奖励（<3000元）。与报社不同，广电记者收入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个人系数（而非集团盈利系数），也就是说，工龄、学历、编制等因素给每个人设置了阶层流动的屏障。在记者群体中，系数最高的为1.3，与三级制片人相同，这类人较少，一般为集团内设的“高级记者”，其次为1.2，一般为各个组的组长（如深度组、突发组），中间层为1.1，这类人较多，一般在现岗位有十年以上工龄，依此类推，2008以后进入现岗位的记者则根据不同因素，系数在0.5-1.0之间浮动，此外记者中还有部分临聘人员（包括栏目聘用），系数在0.5以下。

　　另外发现，相比于发稿量，这一计算公式更重视稿件质量，“好稿”由领导决定，从而增加了领导对记者的经济决定权。这种制度给广电的都市记者造成了一定的怠工情绪，同时也为记者建构了阶层意识，如记者J（系数为0.8，2007年入职）在访谈中抱怨：“做再多也就那样，工资本来就低，深度稿让系数高的同事去做”。

　　（2）外部结构

　　记者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需要从外部结构中去发现，其中，最有可比性的职业群体是公务员、教师、医生，原因有二：第一，这几类职业群体具有阶层稳定性（经济收入上和社会地位上），居于社会的中间线，即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能成为稳定的参照物。第二，记者与这几类群体有常态性的职业接触，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演变入手，便于考察记者与这几类群体所形成的结构。在外部阶层结构中，经济是重要的考察因素，其次是社会资源、社会保障等。

　　a. 经济收入（绝对值与稳定性）

　　从绝对值来看，记者的平均月薪7000元低于当地同时期的公务员（科员）、教师的月薪（11000元左右）。月薪的绝对值并无说服力，因为记者一般无固定休息日，月薪绝对值与工作时长不成正比。相比而言，经济收入的稳定性更能证明记者与公务员、教师之间的差距，即他们无法保证下个月能拿到多少月薪，是否付得起房租，记者群体中流行着“停手即停口”的说法。从调查中发现，虽然报社记者中较为勤奋者的月薪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9000元左右，但也有相当大的不可控性，比如记者L（入职1年）在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之间，最低月份为5000元，最高为13000元。月薪的干扰因素主要来自于当月的宣传任务、单位策划等。

　　b. 社会资源（转型机会）

　　调查发现，依靠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成功转型的都市记者数量较少，而行业记者、财经记者、时政记者则可以较轻松获得国企或事业单位公关经理之类的岗位。舆论监督曾经是都市记者获取社会资源的较好途径，但社交媒体兴起后，都市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力遭遇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降低了都市记者曾经获得的社会尊重，“网络使用者的分散性特征分化了贵族式的权力核心，割裂了传统媒体连接政治权力的‘脐带’”（彭华新，2014）。监督权力的降低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和社会资源的减少，在职业转型中越来越艰难。

　　相比而言，公务员、教师的稳定性使其在整体上并无职业转型的紧迫心理。此外，公务员←→办事群众、教师←→家长、医生←→患者等二元结构在中国的现有社会关系网络中，前者无疑处于优势地位，因而也更易于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配置。但都市记者并不具备这种优势地位，记者←→受众（阅读率、收视率不高）、记者←→采访对象（采访权力遭到社交媒体瓜分）、记者←→单位领导（决定选题和稿件评价）等二元结构中，记者均处于劣势。

　　c. 社会保障（安全感）

　　虽然都市记者均已由单位购买社保、医保，但是，在新媒体的挑战下，机构的生存能力降低已经严重影响了个体的社会保障安全性，实际上，这是对职业前景的担忧。在广告额下滑的情势下，宣传部门已经拨款援助，但是援助的主要对象为机关报和广电新闻中心（加强宣传功能）。这一事件让很多都市记者产生了担忧：政府将来会不会“收养”时政新闻机构，而撤销收视率低（发行量小），同时又不以时政宣传为主业的都市类新闻机构。同时，自媒体冲击下，记者的专业性越来越弱，可替代性越来越强，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公务员、教师、医生既不存在职业前景的担忧，欧博百家乐也无专业不自信。

　　（二）研究问题

　　在与记者群体的接触中，笔者始终观察他们作为“小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从而发现他们在城市中所处的阶层关系。笔者发现，在工作环境中，都市记者虽然以专业身份作为参与主体，但“小市民”身份却是难以摆脱的底色。

　　在问题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

　　1. 社会阶层背景中的都市记者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移动互联网兴起以来，记者的光环逐渐褪去，从“无冕之王”向“新闻民工”的转变似乎是一种共识。尽管如此，对这一群体的身份描述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一转变之下，该群体的权力关系走向如何？以及他们的共同体是否以及如何存在？

　　2. 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呈现出怎样的阶层表征？这一部分通过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细节、表演细节和共情行为，来分析他们的阶层特点，并以此来发现都市记者是否真的归属于底层的“新闻民工”，是否还残留了“无冕之王”的精英阶层气质。此处主要依赖于田野调查中所观察到的细节。

　　3. 都市记者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一部分是前面问题的延续，即探讨记者群体在阶层表征认知后所做出的回应和反击，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回应对象包括：所属机构的管理者和城市中其他不对等的职业阶层。

　　这三个问题均是基于“都市记者”的社会关系（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和职业声望（赋予职业以权力的社会信任、专业精神、个人行为尊严等）而展开的。本文紧密围绕“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身份变迁、职业特权、职业共情、职业敌意等问题，并认为这是权力下沉所形成的“底层”表现力。

　　本文的大量经验材料显示出，“都市记者”的社会监督权力很大程度让渡给社交媒体，知识解释权力也无法与时政记者、财经记者、国际报道记者等“精英型”记者抗衡，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也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传统记者的可信度和可靠度，因而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不受尊重”甚至“社会敌意”。这些现象是本文依据职业声望理论而将“都市记者”呈现的种种特征定义为“底层”特征的现实基础。

　　（三）研究方法

　　1. 方法基础：

　　符号互动论是本文方法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继承了芝加哥学派重视微观和个案研究的传统，强调行动者对符号意义的创造能力。布鲁默（Herbert Blumer）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者极力反对实证主义的“硬性”或量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张直接探索丰富、多变、鲜活的经验世界，采用同情内省法（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提出启发性的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基于经验世界来提取理论，并不断返回经验世界检验这些理论的意义（赵万里，徐敬怡，2007）。

　　搜集、整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材料，并对其进行归类、编码，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方法所遵循的思路。在这种思路的基础上，本文重心在于发现，而非验证。

　　2.数据获取：

　　访谈法：对来自广电、报业的10位一线记者进行访谈，由于社会阶层与一个人的出身、教育、年龄等有直接关系，因此访谈对象的选取也参照了以下标准：来自富有家庭和来自一般家庭，毕业于名牌大学和毕业于非211大学，老记者（70后）与新记者（90后）。访谈对象中有些特征相互重合，比如70后老杨，高中毕业，来自河南的农村普通家庭。

　　观察法：（1）参与记者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如在饭局中观察记者之间的互动，此外，本文作者参加S市记者一周一次的“约跑”活动，记者们每周在城市各区不同的公园中开展集体长跑，长跑后聚餐，费用方式男记者AA制，女记者免费。（2）跟随记者的采访活动，在不影响记者采访工作的前提下，观察记者在采访路上、采访中和采访后的举动，以及记者之间的互动。（3）观察“记者微信群”中的线上互动，观察在线行为所呈现和生产出的阶层特征、对共同体的作用力。客观观察的目的在于消除偏见，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尽量摒弃对研究问题的主观看法，保留资料中的原话。

　　3.方法设计：

　　（1）开放性编码

　　访谈、观察中搜集了大量的零散资料，对其进行初步编码，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处理，并确定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

　　（2）主轴编码

　　完成开放式编码之后，运用“因果-现象-脉络-中介-互动策略-结果”这一模型把“阶层关系-阶层呈现-阶层抗争”三个主范畴进行关联，因果和中介为分析现象的条件，脉络为范畴性质的指标。通过这一方式基本建立本文的框架。

　　三

　　记者阶层关系：

　　模糊的边界与多元的视角

　　（一）身份变迁：名人情结、专业人士与“交际花”

　　不同的历史时期，记者的“名人情结”并不相同。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记者在近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就有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因为“不事科举”而开启思想启蒙大潮，记者本身也获得了国家权力体制外的功名，“中国历史造就的‘名记者’或‘名报人’为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勾勒了一个中国独有的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这是个多向面的空间，其中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维度”，这种情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业同样有影响，“不同类型的‘名记’或‘大腕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认可。”但是，在市场化之后的新闻业中，“名记”和“大腕儿”极为少见。

　　随着2000年代中国民生新闻的兴起（以《南京零距离》为标志），都市记者开始在走街串巷中形成自己的“亲民”品牌，记者出镜率的提高也塑造了不少“名人”，很多栏目一直在打造“名记者”。与电视记者不同，2000年代报业记者中的“名人”开始萎缩，被五岳散人、连岳等评论员所代替，很多报纸的评论版附有评论员的写真照或漫画相，相较于记者所报道的市井内容，评论员所撰写的内容更有深度，导致评论员的知识分子身份比记者更为显著。

　　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盛行对电视“名人”身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社交媒体至少在三个方面冲击了记者“名人”效应：第一，社会监督和社会公关对传统新闻的依赖减少，人们可以更方便地通过网络进行曝光或宣传，从而对记者“明星”效应的需求度也降低；第二，电视收视率下跌，即使记者天天出镜，被关注度也不高；第三，网络上的出镜者泛滥，淹没了记者的出镜，比如“网红”。“名人”式微，记者转而对自身的专业身份进行自省，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精英阶层进行比较。

　　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归纳的专业主义五个标准范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认为专业的五个标准是“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expertise）；有特别的伦理维度（dimension），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吴飞，2013）。

　　我们以此来考察当代都市记者的“专业人士”身份：1.记者的服务仍然存在，但重要性下降，市民对记者报道的依赖性下降，“有事找记者”的情形已不复存在；2.专业背景模糊，记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错综多样。随着摄像设备和编辑技术的简单化，实践背景也趋向浅薄；3.新闻伦理虽然作为一套实践规范书写出来，但在记者的日常生活中却难以真正实践，比如下班后接受采访对象的宴请，这些行为很明显违背了新闻伦理，但却在工作时间之外以朋友的名义进行，伦理边界模糊；4.当记者在社交媒体中形成“阶层共同体”（彭华新，2017）之后，组织和内部约束也不见得能够时时见效；5.个人自治的空间和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记者对机构的依附性很强，对管理者绝对服从，个人自治空间狭小，但是社交媒体出现之后，记者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工具，形成了合力，在某些方面（比如选题、采访对象、采访时间、采访路线的选择）能够自行决断。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都市记者的专业人士身份已开始滑落，远不及医生、律师等职业。都市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交际花。一些社交能力较强的记者，能够轻松地结交精英阶层，一方面可以更顺利地开展报道工作，获得新闻数据和采访机会，另一方面，能够扩大自己的人脉资源，为自己办理私人事务带来便利。行业内将这种穿梭于“达官显贵”之间的记者称之为“交际花”，虽然身处新闻生产线的底层，但由于握有报道或不报道的权力，或以昔日“名人”的身份，得到了接触精英阶层的机会。调查发现，“交际花”在都市记者群体中的比例非常小。

　　（二）权力特征：职业特权与非职业特权权力是记者群体阶层特征的关键性因素。

　　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拥有一定的隐性权力，这种隐性权力在社会上以“特权”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才导致了人们“怕记者”的后果，“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社会流行语也是在这种权力背景之下产生的。

　　记者权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他们与政治权力的联姻，他们代替政府部门发布和解释最新政策，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中，人们将其想象成政治权力的代表人物，这种假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记者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记者在代表公共利益行使监督权之时，拥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人都是记者”的形势下，“怕记者”的情形得到了扭转，民众的监督权力稀释了记者的职业特权。在社交媒体盛行之后，都市记者的特权缩小到了“跑线记者”的范畴（都市记者中有固定的针对卫生、教育、公安等部门的跑线记者，某些老记者甚至占据资源好的“线”达20年之久），即记者只有通过“跑线”同事或同行“打招呼”才能获得这些优惠和便利，陌生的记者并不能随时得到“礼遇”。

　　作者从个体访谈得出结论：第一，记者数量增加了（好多生面孔）；第二，新闻机构（栏目）增加了；第三，传统媒体知名度降低了（听都没听过）；第四，新媒体开始介入采访了（名为拍照，实为采访）；第五，新媒体“记者”的地位并不高（也来凑热闹），人们还是更认可有采访权的传统记者；第六，资历老的记者仍处于群体的上层（老熟人）；第七，从语气上看，社会在整体上对记者群体不认可，甚至带有鄙夷的态度。

　　（三）共同体：群体内部的融合与溢出

　　从一年多的观察数据来看，都市记者内部并没有发生分裂，相反，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相互融合，并实现功能上的长期合作。都市记者共同体是通过微信群交流、线下合作来逐步完成的。同时，他们也在工作磨合中不断削除“异己”（比如央媒记者、财经记者），强化共同体，这种“异己”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活动范围不同，央媒记者活动范围不定，无法形成稳定的线下合作关系；第二，知识结构不同，财经、国际报道等记者因为知识的专业性，与都市记者在工作上难以形成长期的对话；第三，层级不同，都市记者在与央媒打交道时总能感觉到对方的“上级”态度，从而造成反感情绪，将对方排斥于自行建构的共同体之外。

　　但是，都市记者虽然在心理上将“异己”同行们列入自身阶层之上，但并没有将其当成“一致对外”的对象，“异己”同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长期性交往的机会，相反，同一城市不同的职业者和同一机构的管理者则与他们有切肤之痛。实际上，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所针对的对象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的职业阶层，其二是上级的管理者。

　　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均存在一致性，“相互之间的-共有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就是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consensus）的概念。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滕尼斯，1991/1999：71-72）。

　　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是，都市记者只是普通的职业者，人们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或要求他们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目标与常人一样，即希望能够赚到更多的钱，特别是在新媒体出现后，工资大幅下跌，“赚钱”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工资或稿费不能满足“赚钱”需求，机构之外的收益就成为必然取向。这种状况虽然与新闻伦理相悖，但与生活逻辑相符，都市记者在这一点上也保持一致，比如记者们根据经验出发，预测有“红包”的选题，会在采访前私下约定一起出发，共同受益。

　　另外，熟人的负面新闻遭遇同行曝光后，也会托关系“放一马”，斡旋的记者将负责为同行获取利益。从田野中观察到的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来的生存面貌，这些现象证明了他们在利益上的“默认一致”，并保持了团结在一起的同情关系。当然，都市记者的共同体只是大体上描述，并非说这一群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实际上，这一群体受工资系数、年龄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小团体”非常之多，几个人之间可能存在着稳定的默契。

　　从研究对象的描述可以发现共同体的“溢出”现象。有几种情形：第一，家庭背景特别好，本身属于“富二代”，来从事记者工作只是为了体验生活，这种现象在S市的媒体中非常多；第二，个人的专业发展开始转向，比如有记者通过了司法考试，转行做律师，有记者读完博士做了大学教师；第三，上文所说的“交际花”，与上层社会的接触，获得更多人脉资源，转行进入行政部门或国企单位等。

　　四

　　记者的日常生活与“底层”呈现

　　（一）“底层”话语

　　“话语”不是物化语言，而是对话中的语言，包括语言的生产过程、解释过程和对话场景。本文以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作为分析对象。“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是这样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是由一群自称为‘民族方法者’（ethnomethodologists）的社会学家发展起来的。”（费尔克拉夫，2002/2003：16）

　　除了编前会议时间和采访时间，记者之间的谈话一般在幽默、非正式、互相调侃的氛围当中进行，常态性的谈话场所包括办公室格子间、采访路上、编辑房、食堂，而饭局、酒吧则为非常态场所。

　　每天上午出现频率较高的话题包括：求题、求采访车、求带画面（一些记者为了不想亲临采访现场，请求已经到达现场或路过现场的其他记者帮忙拍摄）。从高频话题可看出，记者们此时虽然焦虑工作，但试图通过“嬉笑”化解焦虑。

　　下午的氛围较为轻松，谈话的主要场所转移到编辑房，话题也更为生活化（此时他们已完成了当天的采访工作，进入写稿和编辑程序）：以戏谑、放松语气介绍上午采访中遇到的趣事，顺便还要将当事人骂上几句，有些情景下还要自嘲自己的“穷”；讨论自己还有几天轮休，即将轮休的记者也会顺便炫耀自己的“福利”；年轻记者讨论下班后的聚餐地点；年龄较大的记者一般比较沉默，不参与谈话，或只是附和性参与。

　　本文观察到，记者年龄相仿的记者之间打招呼的方式比较随意，而年轻记者对年长记者在称谓上则比较尊敬，同时也保持了距离，一般称对方为“X老师”。

　　无论线下谈话还是线上聊天，记者之间从不讨论“新闻理想”等宏大话题和抽象话题，但是有记者会承认自己的职业焦虑。可从电视女记者Y与已辞职前同事N的一次对话中窥见一斑：

　　Y：我发现，我现在除了拍片啥都不会。

　　N：会拍片就行了啊，每个人只要专注于一件事就够了。

　　Y：很矛盾啊，

　　N：有机会换一个岗位也好，这样人生会丰富很多。

　　Y：我倒是不排斥，只是广电江河日下，不出去，永远就是井底之蛙，自我陶醉，十年，太懒了，没有坚持学习。

　　这个谈话是一个职业讨论与咨询的混合物，分析的本身就是解释的过程，记者Y其实内心已经对自己的职业进行了确认，即无专业性（除了拍片啥都不会）、没有前景（广电江河日下）、缺乏学习机会和格局（井底之蛙）。纵观以上话语分析，可以发现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底层”本色，有近期的工作任务焦虑，有长远的职业焦虑，同时也有很强的入世精神，笑谈柴米油盐和自嘲自身的经济境遇，但缺乏宏大的职业理想。“底层”话语的出现，与记者的个人品质无关，而与当下的职业环境有关。

　　（二）角色扮演与形象表演

　　本文在田野中观察到，都市记者的职业身份与非职业身份所展现出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有的“90后”男记者打“耳钉”、刻“纹身”，他们出门采访时，会有意识地取下耳钉，遮住纹身，而回到单位与同事们在一起（无领导在场）的时候，则将“耳钉”和“纹身”展示出来。戈夫曼（Goffman，1959/2008：19）把社会中的人看作是表演的演员，利用不同的符号（语言、服装、行为、表情）来预设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想让人看到的一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耳钉”“纹身”都是年轻记者在生活中展示自己时代特征的符号，以此与前辈们进行区分，显示年龄优势。为什么在采访时要遮蔽这些符号？有记者在访谈时表示：不想别人认为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服装也是记者们展示自己形象的道具，如何选择服装，与自己的阶层认知有很大关系，他们希望自己的着装更便于他们开展社交。

　　一般而言，大部分记者以普通的休闲装为主，简单朴素，这与工作环境和心理认知有关，一方面，都市记者并非每天进入光鲜的会场和酒店，而更多地是在城中村、工地、农贸市场中奔跑，简单的休闲装更便于活动，另一方面，与都市记者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普通市民，为了在心理上实现阶层认同，盛装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普通的休闲装更有亲和力。有些记者喜欢在外衣上套上专业摄影装（带有四个大口袋的马甲），展示自己的专业技术身份，这类记者有可能在心理认知上将自己定位为专业人士。

　　但是记者中的“名人”和“交际花”是另一种情形，西装、名牌休闲装是展示“名人”身份的标志，而“交际花”则更注重服装的吸引力。根据长期的观察，“名人”“交际花”这两类记者与普通记者在私人关系上并不融洽，原因在于“名人”和“交际花”有更多的资源向上流动，从而出现脱离共同体的离心力，用戈夫曼（1959/2008：30）的话来说就是，“向上流动需要人们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表演，并且，无论是为向上流动所做的努力，还是为了避免向下流动所做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人们为维持前台而做出的牺牲。一旦人们获得了恰当的符号装备并能驾轻就熟，那么人们就能以一种有利的社会方式来运用这种装备，使自己的日常表演得以美化和彰显”。在本文中，服装就被看成一种符号装备，“名人”和“交际花”的符号装备有利于他们与精英阶层的形象接近和心理接近。

　　（三）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底层”共情

　　大部分的都市记者在话语和表演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底层”气质，并形成阶层认同，在私下组织集体活动或社团，比如S市的“记者跑团”成员每周定期开展长跑、爬山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增强了记者群体的私人情感，产生“共情”。在记者同行遇到困难时，“共情”的效果非常显著，从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这一点：

　　1.“记者被打”

　　记者采访偶尔会遇到阻扰，导致摄像机损坏，甚至记者本人遭遇殴打。本文调查到的冲突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即事发后“打人者”遭到记者集体抗议，记者同行相互转发“抗议信”“公开信”，在微信群中声讨并提出对策。平时以“名人”身份出现的记者也会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评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同行。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名人”与普通记者并不融洽，但在危及职业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也“一致对外”。在这个事件中，全城的都市记者显现出的是“共存亡”的悲情氛围，即使后来遭宣传规定制止之后，他们表现出的“底层”共情仍在继续。

　　2.“记者生病”

　　记者们支援“被打”同行有可能被认为是兔死狐悲的职业保护，但他们对同行中与职业无关的“天灾”进行帮扶，则更能呈现出“底层”共情，比如当记者患了“大病”之后，不管平时是否认识，全城记者均卷入捐款行为中来。本文调查过程中共遇到过两起这类情况，其中记者们反应速度最快、情绪最高涨的一次在2017年上半年，发布消息者为“S市记者微信群”的群主：“一个S市媒体人，一个熬夜的媒体人，一个曾经为血友病病友呼吁大家捐钱的癌症女孩，急需大家帮助！”消息发布后的五个小时内，捐款数额达到19万。以下是记者在微信群中的留言摘录：

　　记者Z：早日康复，谁联系上了，代表同行问候一声。

　　记者X：今晚应该能够30万。

　　记者L：才五个小时，谁说媒体人不热心！

　　从天灾人祸中的行业内同情与互助可以看出，都市记者出于情感上和经济上的互助较为显著，这是阶层“共情”的显现，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记者无法通过个体来对抗整个社会的“不友好”情绪，因此才有对“记者被打”的集体支援，“记者患者”也无法通过自己的薪水来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因此才有集体捐款行为。

　　五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阶层抵抗

　　（一）弱者的武器：个人对机构“管理层”的抵抗

　　从阶层关系和呈现出来的阶层特征来看，都市记者的弱势地位非常明显。特别是与管理者在一起的时候，氛围更为压抑，接受访谈的10名记者中，有4名表示最主要的压力来源是“害怕领导批评”。但对于有资历或知名度较高的记者，“领导批评”并不会发生。为了更好地约束记者，管理者制定了一套规定，虽然有些规定经常性地朝令夕改，让记者们感到无所适从，但也有一些比较稳定，符合新闻伦理的框架，比如不准在发稿前泄露选题和素材、不准接受红包、采访车不能让其他的媒体同行搭“顺风车”等。

　　从宏观职业伦理和机构利益来看，这些规定具有合理性，它们营造了显性游戏规则。但是很明显，记者并不会服从这一套显性规则，而是他们根据自我需求，形成完全对立的“空间实践”。迟到、拖延是抵抗方式，或者推迟出门采访，或者在采访中办理私事，而工作性质的灵活性决定了管理者对他们的暂时失控。

　　社交媒体时代，与不同机构的同行分享选题是日常生活中的必有程序。彭华新（2017）在对深圳某记者微信群的调查中发现，每天上午9点至11点是微信群中记者“求题”的高峰期，“求题”即群内成员对当天新闻选题的分享，暂无选题的成员向有选题的成员索取当天可操作的新闻题材，有选题的成员在面对“硬选题”（潜在风险或技术障碍）时需要同行伙伴（合作者），也会在微信群中邀约其他成员同行。

　　选题和采访车的同行间分享已成为一种事实，记者自己制造的隐性的“空间实践”已经突破了管理者的约束。同行间合作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节约个人的采访成本（时间、精力）为目的。此外，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发展，记者与新媒体的交易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也开始出现，比如有记者将自己采访拍摄的视频截取一段出售给某网络视频公司，可以从中获取300至500元的报酬。这种行为与Scott James（1985：34）所讲到的作为抵抗手段的“盗窃”很相似，当然这种行为在记者微信群中并没有进行公开讨论，也没有得到大多数记者的认可，只是一种潜在行为。“有偿新闻”也是一种抵抗武器。

　　在一般记者的理解中，自己的工作比管理者辛苦，工作强度大，但工资远远低于管理者，前文的研究对象部分数据显示，较多的广电记者工资系数为1.1，三级制片人（副主任）为1.3，二级制片人（主任）为1.7，总监为3.0，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当月集团盈利基数为1万的话，二级制片人要比记者多6000元。在这种等级差之下，记者群体中普遍存在不平衡心态，加之受到互联网冲击工资下跌，不平衡心态更为强烈。因此，“有偿新闻”作为一种补偿，被共同体所默认，“补差价”的心态也形成了同行默契，成为抵抗等级差的武器，有记者在私下讨论时说，“主任职位也不算啥，不一定收入有我高”。

　　（二）从友好到敌意：对其他职业阶层的态度

　　虽然本文撇开了记者的职业功能，研究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职业始终是阶层定位的重要标准，他们因为同样的经历、境遇和面临同样的压力而聚合成为共同体，并形成了职业的身份认同、社会壁垒和集体行为。而且，将其他职业作为参照物，考察记者职业的阶层状况，这也是必要的分析手段。前文的研究对象部分已比较了记者与公务员、教师、医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此处进一步关注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访谈资料可知，2000年代民生新闻出现之前，记者与公务员处于友好阶段，记者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务员单位进行宣传报道，2000年代民生新闻出现之后，都市记者的很大一部分功能由宣传转向监督，记者与公务员、医生的关系也趋向紧张，后者对记者的态度主要是“怕”。2010年代，新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传统媒体的社会地位下降，记者并没有获得其他职业的同情，从多起“记者被打”的事件中，笔者观察到公务员对记者“怕”的程度降低了，但“轻蔑”的程度上升了。

　　在这种对立情绪之下，记者与公务员或医生之间的“斗嘴”也经常发生。比如一些记者表示，有交警在出勤时听说对方的记者身份后，立即针对性地“严格”执法，不是罚款就是扣分。一位已经离职的前女记者B在微信群中愤怒地谴责了交警：

　　这位大爷（交警）我猜是不是以前被人（记者）搞过，所以对我这种一问什么就一副你闭嘴的嘴脸。我说我不是不配合你执法，有法也要罚个明明白白的，你带我去黄方格那里给我讲一下是怎么个情况，他就不去，我说那你就要把法律法规打开给我看一下，这就火了，说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我说我以前也是记者，市民有疑问，你执法的同时是不是有义务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位大爷（交警）听到记者二字，立马就要查我证件，然后说你这种人是不是要用你的特权来压我。

　　记者通过在微信群或朋友圈发文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其他职业的态度，可以从这些发泄中发现警媒关系、医媒关系很多时候处于非友好状态。

　　六

　　结论与思考

　　本文所研究的都市记者日常生活脱离了媒体职业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框架，展示出的是个人化的、庸俗的、零散的片段，进而对无数的片段进行整理和编码，建立一个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框架。虽然不能说这个分析框架能更清晰地解释都市记者的阶层现状，但至少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

　　从整个调查研究中可以发现，伴随着新媒体的冲击，都市记者的阶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身份越来越多元化，权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形成了阶层共同体进行自保。都市记者的话语、行为和服装都是社会阶层的象征物，从现有情况看，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多频话题、服装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底层”特征，但也并非想当然的“纯色调”“名人”“交际花”增加了都市记者阶层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比如“记者被打”，或记者遭遇重病，不同身份的记者能迅速形成全城“共情”，作为同一类阶层的特征更加明显。我们很难在记者的作品中或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发现他们的真实心态和真实目的，更无法在规范化的职业行为中真实地测量他们的阶层特征，但在日常生活中能很轻易地观察到他们对管理层和某些精英职业的对抗性情绪和行为。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日常生活来发现都市记者作为真实的“人”（而非工具）的一面，并从社会阶层（而非职业）的角度去观察他们在今天的生存与变化。

　　当然，我们无法通过这种民族志式的观察来确定都市记者的阶层归属，无法将他们机械地划分到哪一类社会阶层，并赋予其社会意义。这是本文的缺陷所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在这方面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