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者袁建达，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副主任，现在中宣部工作。著有传记文学《茅以升》、《哥白尼》。高等院校教材《专业新闻采访学》编者之一。全国新闻界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

简介：作者袁建达，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副主任，现在中宣部工作。著有传记文学《茅以升》、《哥白尼》。高等院校教材《专业新闻采访学》编者之一。全国新闻界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

记者如何提问？这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

记者提问是新闻采访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手段。记者通过提问而获取信息，进而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从而形成新闻产品，以达到传播和影响的目的。

一般说来，记者提问大致分为三大类型，即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日常采访的提问和书面提问。

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都是比较严肃重要的场合，记者提问一般都要做好认真的准备，比如资料的收集，人物的了解，数据的统计，问题的斟酌等。出现在这些场合的记者外表上要整洁得体，不可蓬头垢面、邋遢随意；表达上要简明扼要，口齿清楚，让对方听得清、听明白；提出问题要清晰具体，单刀直入，不可顾左右而言他或拖泥带水、婆婆妈妈。

日常采访情况各有不同。记者根据自己新闻产品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问之有意，提之有需；问得有效，提得巧妙。问题抛给对方，目的就是收回自己想要的结果。

书面提问一般都是因为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才采取的办法。比如对高层的采访，对特殊人物的采访，对一些需要提前准备话题的采访等等。这类提问时间相对充裕，思考相对慎密，留给对方的空间也比较大，准确性和质量的要求比较高。

尽管记者提问的形式和方法很多，但其中有几点，是需要坚持和遵循的。

明确自身“定位”，确定提问范畴

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会，并非个人行为，是代表自己所在的媒体，以及接受该媒体信息的受众。因此，首先要确认自己的角色，不可乱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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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媒体种类众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党政媒体与都市媒体竞争，给受众提供了广阔的选择。各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群，编辑方针和传播范围也有所不同，因此记者的提问就有一定的指向。主办方往往提醒记者在提问前首先通报所在媒体的名称，也是为了确定回答问题的力度和方向。

记者可以单一代表自己的传统媒体，也可以代表该媒体衍生出来的新媒体。如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主流媒体的记者不但自称是某某报纸、某某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同时也是某某网的记者、某某微博和客户端的记者等。别看这仅仅是一个称呼的变化，其实提问的范畴也发生了变化，即仅为传统媒体受众服务，扩展到为所有新媒体受众服务，记者的问题自然接近于受众更广泛的需求。

在综合性的记者会上，有的记者提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提的是经济问题；有的提民生，有的提法治；有的关心反腐败的进展，有的质疑统计数字的准确性等等。记者提出问题的内容与所在媒体的需要相吻合，与受众的预期相近，提问就是“有效提问”。“有效提问”的多少，决定了记者会的成功与否。受众往往从记者的提问中认定媒体的眼光、品位和水平，从而无形中为媒体打了分。因此，记者在提问前的准备必不可少，而且要有多个问题的备份。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次，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准备了一个问题“政协如何进行民主监督”。谁知这个问题被前面的一位记者问到了。到轮到他提问时，该记者由于没有准备备用的问题，临时又慌了神，只好又把刚才别人的问题再问了一遍。结果新闻发言人很不满意，当场不客气地说：“你的问题刚才已经有记者问过了。请下一个记者提问。”弄得该记者好不尴尬。

遵循问题导向，抓住核心内容

顾名思义，提问提问，提的就是问题。可是在新闻采访中，我们往往看到有的记者提的问题不能抓住要害，不带劲、不解渴，不痛不痒，让受众失望。

在很多场合，记者提的问题是“请您谈一下体会”，或者是“请介绍一下情况”等等。这其实不是在提问，因为话题里没有问号。比如有家电视台派出记者采访，本意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身边的变化，但是记者未能遵循新闻采访的规律，问的问题千篇一律：“你幸福吗？”被采访者一头雾水，以为是在问他姓什么，就回答：“我姓张。”结果成为大众调侃的笑话。

记者提问，就是要直捣黄龙，把核心问题提出来，从对方口中掏出真金白银。2014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在最后时刻点到一名境外记者。该记者提的问题正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证实大老虎周永康是否被调查。结果，该发言人说了一句著名的网络语言——“你懂的”。后来，媒体上“你懂的”满天飞，该发言人成为史上“最有影响的发言人”之一。其实，人们不该忘记那位提出那个“核心问题”的记者，正是该记者在最重要时刻提出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才让政府高层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将周永康涉嫌腐败的问题间接公布于世。

追求“别出心裁”，体现“善解人意”

记者学识、修养、思考的程度，决定了提问的水平。有的记者提问经过反复思考、仔细斟酌，问题准确得体，能够从对方得到许多信息资源。有的记者层层剥笋，步步推进，掏出很多别人得不到的东西。还有的记者追求“别出心裁”，出色出彩，水平更高一筹。

别出心裁并非没有底线，而是追求新意，追求新角度，追求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来不及想到的问题。

西藏军区有一位女军医，名叫汪瑞。记者通过采访，写出了这位女军医献身边防，为军人服务的先进事迹。文章送到我手里，感觉写得面面俱到，文字生动，层次清楚，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读了几遍，又感觉似乎欠缺什么。正巧，那天军区宣传部的负责人到北京，与我们商量如何报道好汪瑞的事迹。我就与他们闲聊，问了一个一个的问题，几乎都是不起眼的小问题。比如汪瑞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汪瑞的孩子多大了等等，几乎是大妈们聊天的话题。就在此时，我们了解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汪瑞有一个孩子，非常疼爱；丈夫也在边疆服役，两人上山下山从不乘坐同一辆车……后来，我让记者在通讯中加上了一段话：“汪瑞和她的丈夫都在边疆工作，两人经常一起上下山，但是从不同乘一辆车。为什么？山路凶险，假如万一出事，也要给孩子留下一个亲人。”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读者的反映是：看了后面这段话，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善解人意也是记者提问题的一种态度。记者理解对方的心情，尊重对方的习惯，体谅对方的难处等等，被采访人就会对记者产生好感，从而跟记者掏心窝子，说心里话。人民日报一位记者采访山里的一名基层干部，他事先了解到该基层干部爱吸烟，于是买好了烟去找他。一见面，对方沉默寡言，问十句回答一句。记者找了个借口，与他聊烟的产地、口味。聊着聊着，话就多起来了，最后到了无话不谈的境地。记者收获了宝贵的新闻素材，回到北京，连夜挥笔，文章一气呵成，十分精彩。

坚持“不依不饶”，牢记“为我所用”

记者在采访中往往遇到舆论监督的情况。写表扬稿，说好话，人人愿意，看到的都是笑脸。写批评稿，搞舆论监督，情况正好相反。问题提得不当，采访不够深入，都有可能给记者带来麻烦。因此，记者在了解真相的采访提问时，坚持不依不饶，打破沙锅问到底，就显得很有必要。

我们在一些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看到，记者就某一个问题追问政府官员时，半点没有客气，问题一个连着一个，层层紧逼，问得对方张口结舌，招架不住。这些问题一般既具体又尖锐，对方不能回避，回答的话就成为记者报道的第一手素材。

有一年，我们几个记者采访辽宁的一起案件。当地公安局长出于私利，将一起经济纠纷认定为黑社会犯罪，把几名无辜的公民拘禁起来。我们掌握了该局长和他的下属刑讯逼供的证据后，直接与其对话，质问他为什么要通过刑讯逼供来获取口供。起初他矢口否认，还企图转移话题。我们几个记者不依不饶，一边出示证据，一边提出新的问题：定性黑社会有什么标准？为什么不按照政策和法律办案？在我们连珠炮般的追问下，这个局长心虚了，找个借口躲出去。最后，在我们的坚持下，我们关注的事情得到了公平公正的解决。

记者提问一定要“为我所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问题总要围绕将要产生的新闻作品转。有一年，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权奖。这是国际上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一次重要肯定。当时几家主流媒体联合采访邓朴方。由于特殊原因，采访以电视台记者为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录音、录像，灯光雪亮，内容都是请对方介绍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文字记者只能在一边记录。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了，主办者礼貌地询问其他记者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大家都沉默。当时我心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憋着，这时毫不迟疑地提出来：“请问邓小平同志对你的事业有什么支持？”邓朴方微微一怔，笑着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父亲从来没有对他担任理事长的基金会做过什么批示，或者做过具体的支持，因为他不想用自己的影响给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帮忙。但是，他对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充满感情，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给了许多的帮助和支持。

邓朴方的这番话，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我后来将其写进报道中，并且得到报社领导的支持，顺利刊出。在同类的报道中，我们占据了上风。

记者提问受当地当时环境的影响和限制。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法制生态，使得记者的提问自由度更大、更宽泛。反之，记者提问的内容、范畴和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庆唱红打黑期间，在各种记者会上，批评这一极端现象的“记者问”会如此之少；为什么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期间揭露曝光的“记者问”会近乎绝迹……

“记者问”毕竟只是一种手段。新闻采访中如何运用好记者问，值得继续研究和探索。只要坚持正确导向，守住底线，遵循新闻规律，追求更新、更快、更好、更接近事实，“记者问”就能为新闻采访的全程增光添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