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冒志祥，欧博allbet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秘书学系主任，应用文体学硕士生导师，学科教学法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朝外交文书。

【摘要】“官文书”是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官文书”与“公文”“文书”“公牍”“吏文”是不同的概念。文章针对“官文书”界定的混乱现象，分析“官文书”的本义，并对“官文书”与相关概念进行甄别。

【关键词】官文书；来源；公文；文书；公牍；吏文；区别

“官文书”是中国古代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书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从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来看，“官文书”已然成为研究的常用词，但“官文书”到底所指为何，研究者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一、学术界对“官文书”性质的界定

近几年，研究者们一直试图给“官文书”下定义，并根据所下定义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

汪桂海在其所著《汉代官文书制度》的第一节“研究状况简述”部分对“官文书”下了这样的定义：“通常而言，官文书可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之官文书是官府为处理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人事等各类事务而产生、形成的所有文书形式，可以包括通用公文、簿籍、账册、司法文书、律令文书等。狭义的官文书则仅指通用公文，它是官府在传达命令、请示、答复以及处理其他日常事务中形成和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它具有成文性，有一定的程式要求，且经过了一定的处理程序；它包括上级下达给下级、下级呈送上级、同级之间、官府与民众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书。”“根据历史上对狭义官文书的分类习惯，汉代此一部分官文书大致可以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一般官府往来文书三大类。”“本书所讨论的汉代官文书即以狭义的官文书为主，并兼及司法文书。”[1]1这里，作者把“官文书”分为狭义官文书和广义官文书，他所认为的广义官文书实际上类似于“文书”。在确立研究对象时，作者取狭义官文书并司法文书，在狭义官文书的举例中单列“传”，并明确界定“传是汉代吏民出行时携带的身份证明文书，类似今之通行证”。[1]61可以看出，汪先生对研究对象也有很多疑虑，只有通过自行界定研究对象的办法来解决。而书以“官文书”定名，论述时又对司法文书、证明类文书一并进行研究。很显然，这是一种自圆其说的做法，是否科学，有待读者评定。

胡娟在其硕士论文《简牍中所见战国至汉初的官文书研究》的摘要中对“官文书”作如下界定：“官文书以竹简和木牍为主要载体，书写完成之后要进行封缄，官文书分为命书或制书、牒、籍、券、致、诊书和‘乞鞫’文书等类别。官文书的运行包括上行、下行和官府间的运行，邮、置、传、亭等是官文书传递机构，通过邮传、步传和依次传递等方式传递，简牍中对官文书的传递时间和安全都提出了要求。国家设置官署、书府等文书管理机构，以令史、丞等作为文书管理人员，并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收到的官文书进行签署。简牍中对伪造官文书、丢失及转让文书、投递匿名信等相关犯罪行为的惩处也作了相应规定，以达到维护君主统治和国家权力的目的。”[2]作者通过罗列类型大致描述了“官文书”的范畴。但是，把“匿名信”等也列在其中，其所列“官文书”的范围未免过于宽泛。

易桂花在《唐朝“官文书”管理考述》一文的开头对“官文书”进行定义：“所谓‘官文书’，实际上指公文。按唐制，‘“公文”，谓在官文书’。”[3]该定义把“官文书”等同于“公文”。既然如此，古人又为何要单独创设出“官文书”这一表述？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汉简所见官文书研究》的摘要中明确，“这里的官文书概念取狭义，即指通用公文。从内容上讲包括诏书、臣民上奏文书、中央官府下行公文、地方政府机构间通行公文、兼有官文书和通行证性质的传信等。另外一些与官文书有密切关联的简牍材料，例如……告地书等也附入我们的考察范围”[4]。在行文过程中，欧博百家乐作者论述了中央官文书与地方官文书，文种涉及诏书、制书、符、传信类、签牌等。作者提出，“官文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在狭义“官文书”部分，又将“告地书”等列入。显然，这种划分法已经无限扩大化，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告地书”等都不能算作“官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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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对“官文书”的理解，研究者们仍有所疑虑；二是对“官文书”的外延和内涵如何界定，确实存在很大争议；三是研究者们解决研究对象的方法都是自己确认，各持一说；四是这些定义本身过宽、过泛，混淆了研究对象。

二、“官文书”到底指什么

“官文书”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的“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迁，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迟，免。[5]

这段文字说到了“官文书”的一类——“通官文书”。关于“官文书”，事实上有“通官文书”和“官通文书”的差异。“通官文书”是指给各级政府机构的文书，“官通文书”则是指各级官府所发的文书。“官文书”在典籍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

一是指各种正史书籍。《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自序云：“但内外有别、详略有分尔。且明季野乘以江、浙诸老述作为多，而山中义兵隔绝，零缺可伤！故自《东华录》《满汉名臣传》等官文书外，只偶见于张苍水《北征录》、稍详于温氏《南疆绎史》与近出之《南天痕》；其他概未之闻，反不及同时郧阳山砦之有专书也。”①这里列出的《东华录》《满汉名臣传》乃至《北征录》等，均是“官文书”，这里的“官文书”相当于官方书籍、官方史料等，乃正史、信史也。

二是泛指“文书”。《日本国志》在“刑法”第三节“伪造官文书罪”中指出，官文书是指“诏书、官署文书、公债证书、地券等”。这里的官文书不仅包括“诏书”，也包括公债文书、地券等。

三是特指“公文”中排除帝王文书的一部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记载，“或亲承圣语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诏敕与公案官文书之类，并令诣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从之”。这里将“官文书”与所受“诏敕”并提。

相对而言，以上第三种用法更符合“官文书”的本义。

最早对“官文书”作出解释的是唐代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作为东亚最早的成文法，用词准确科学。该法认为：“‘官文书’，谓曹司所行公案及符、移、解、牒之类。”[6]925《唐律疏议》对“官文书”的界定主要有两点：一是“曹司所行公案”；二是“符、移、解、牒之类”。两者并列提出。

“曹司”所指为何？“曹司”既指官署，又指吏目。“曹司”指官署，即诸曹郎中职司所在。唐白居易《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诗：“无复篇章传道路，空留风月在曹司。”“曹司”指吏目，常见于口语中。元王仲文《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第二折：“到来日急煎煎的娘亲插状论，怎禁他恶噷噷的曹司责罪紧。”在中国古代，“曹司”所指往往级别较低。

这里的关键是，“官文书”所指是否包括皇帝文书？从《唐律疏议》看，“官文书”不应该包括皇帝文书。《唐律疏议》第二十七卷“杂律”相关条目如下：

杂律五十 弃毁亡失制书官文书

诸弃、毁制书及官文书者，准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毁，须失文字。若欲动事者，从诈增、减法。）其误毁失符、移、解、牒者，杖六十。（谓未入所司，而有本案者。）

【疏】议曰：“弃、毁制书”，弃、毁不相须。毁者，须失文字。“制书”，敕及奏抄亦同。“官文书”，谓曹司所行公案及符、移、解、牒之类。“准盗论”，谓各准盗法得罪，《〔贼〕盗律》：“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亡失”，谓不觉遗落及被盗。“误毁”，谓误致毁损，破失文字，各减二等。故注云“毁，须失文字”。谓制敕、奏抄，徒一年；官文书，杖八十。若盗、毁欲动事者，自从增、减法：制、敕及奏抄合死；官文书，即依《诈伪律》“诈为官文书及增、减”法。主司自有所避，即从“违式造立”科罪，杖罪以下，杖一百，徒罪以上，加一等。误毁符、移、解、牒者，杖六十。注云“谓未入所司，而有本案者”，谓未入曹司之间，而即误致毁者。（职制）〔关、刺〕律虽无文，亦与符、移同罪。[6]925

本条文明确“官文书”不包括皇帝文书。一是条文将“制书”与“官文书”对提；二是在“疏”中不仅解释了“制书”“官文书”的含义，而且明确，对盗窃毁弃“制书”与盗窃毁弃“官文书”的量刑标准、处罚措施并不一样。

《唐律疏议》在“制书误辄改定”“稽缓制书”“私发制书官文书印封”“亡失符印求访”等条文中，对“制书”和“官文书”都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唐律疏议》第九卷“职制二十一 稽缓制书”：

【疏】议曰：“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辩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机速，谓军机急速，不必要准案程。应了不了，亦准稽程法。除此之外，皆准事。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6]396

本条文明确认定，“‘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即“官文书”排除“制、敕、奏抄”等帝王文书。

关于“奏抄”，刘后滨在其著作中曾经专列“从奏抄到奏状——政务申报与裁决文书形态的转变”，认为“奏抄是三省制下申报与裁决日常政务的主体文书，是尚书省六部中的某司为某事向皇帝申奏的公文书。在上奏的过程中，以尚书省的名义而不是曹司的名义，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需领衔上奏，某司所在部的尚书侍郎也要签署官封臣名”，“随着国家统治形势的变化，奏抄的应用在逐渐减少，上奏皇帝的表状大量增加，这是自高宗武则天以来出现的明显变化”。[7]可见，唐典所言“奏抄”，类似于皇帝的批复、批示。在中书门下制度形成前后，唐朝帝王文书从“奏抄”向“奏状”逐步转型。

从语源的角度分析，“官文书”离不开“官”与“文书”两个词。当然，这里的“官”有别于今天的“官”，其服务对象、服务本质和阶级属性与今天的“官”都有较大区别。

那么，“官文书”是否可以理解为“官府往来文书”呢？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官府往来文书，是中国古文书之一类，是历代封建官府之间往来行文使用文书的统称。有别于皇帝使用的诏令文书、臣僚上奏皇帝的奏疏和私人使用的文书。古人通称之为文移、文牒、文案、公牍，也有人只把这类文书称为公文”①。显然，“官文书”不能等同于“官府往来文书”，“官府往来文书”只能是“官文书”的一部分，相当于《唐律疏议》中的“符、移、解、牒之类”，而“符、移、解、牒之类”不能等同于“官文书”。所以，《唐律疏议》认为，“官文书，谓曹司所行公案及符、移、解、牒之类”，这样的说法是较为科学的。

“官文书”理应排除民间契约等“私文书”。宋朝汇编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依分还租，此理固有之，但方当立约，德裕未生，及至持讼，许嵩已绝，纵有私约，非官文书，更历年深，何所照据？”[8]将“私约”即“私文书”从“官文书”中排除。所以，前文所列“告地书”“地券”等均不属于官文书。

综上，以帝王名义形成或使用的文书属于“公文”，但不属于“官文书”；“官文书”不等于“官府往来文书”；“官文书”排除“私文书”。（未完待续。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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