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下午3点，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金色大厅。伴随着十余分钟关于中国人工智能崛起的宣传短片，十三届全国政协首场双周协商座谈会拉开了序幕。这场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主持下，与会委员、专家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建言，把脉人工智能新走向，探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新未来。

■突破基础层技术瓶颈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国家科技计划和相关专项的持续支持下，我国人工智能取得重要进展。”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向委员们介绍时如是描述：论文专利跻身世界前列，部分前沿核心技术世界领先，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2017年5至7月，全国政协原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赴广东、北京、辽宁就“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开展专题调研。参加调研的委员们看到，珠三角地区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日益活跃，北京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悄然崛起，辽宁信息产业不断攀升，智能应用日臻成熟。

不过，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尤其是在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一段差距需要追赶，要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4月16日，美国一纸禁令让中兴无芯可买的困局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国外少数几家企业基本垄断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计算处理器市场。而国内企业缺乏对基础层战略布局和投入的短视，导致我们仍在占领制高点的路上艰难攀爬。

“中国在高端芯片、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方面的缺失可能导致在技术和应用上的再次空心化。”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健林发出了担忧之声。他提醒道，要强化跨学科探索研究，吸引更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脑认知科学家进入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探索研究。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徐波说，这些研究工作与队伍的条块化、碎片化、重复化现象明显，缺乏系统性的融合与整合，在人工智能领域无法形成巨无霸的平台、团队和成果。他建议通过跨界的基础性原理机理突破和融合，驱动和重塑从算法、芯片、终端、服务器至操作系统的技术开放生态作为国家实验室的主要使命和目标，实现在重大原创、重大社会影响和满足重大国家需求上的创新跨越。“把应用驱动的行业龙头和科技型创新企业等作为建设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建立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使实验室技术驱动核心同应用驱动主体建立天然的联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所长王小民提出，国家投入应引导研发机构与企业形成公平有序良性竞争，注重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激励核心技术创新，加强平台基础能力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应用研发投入。

“当前在更高层次的人工意识、情绪感知环节还没有明显突破，深度学习缺乏表达因果关系的手段和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霖认为，对于人工智能，我们要重视认知科学的基础，研究系统和行为的新规律，用新理论指导新发展。

■基础数据资源使用困难

急需构建共享和安全体系

“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将带来新挑战，可能对法律、伦理、隐私乃至国际准则带来冲击，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国家间战略平衡和全球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首席科学家吴世忠表示，“能否掌握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权”这一安全拷问，已经上升到全人类安全的战略高度。目前各国密集讨论的“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威胁与挑战”有力支撑了他的论断。“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突出体现在国家安全风险、军事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等方面。”吴世忠建议国家统一建设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安全风险测评基地、模拟试验场等技术基础设施；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研发人工智能积极防御关键技术，支持跨部门、跨界的数据共享和业务配合机制。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是大数据。但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和行业存在基础数据开放不足、共享不够、互通不畅。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深度学习平台堪比计算机时代的操作系统，美国的谷歌、脸书、微软等都在竞相打造深度学习平台，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目前约60%的国内开发者都在使用谷歌Tensor-Flow。“这意味着我们人工智能核心的技术仍依赖国外，对我国科技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李彦宏呼吁，国家要加紧布局有国际竞争力的底层技术平台，抢占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导权。

委员们认为，智能时代方兴未艾，我国有最大的市场和领先的技术，完全可能主导国际智能指令集的标准，进而主导国际智能产业生态。这需要国家层面借鉴高铁和5G经验，整合力量，形成强制性标准。此外，还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相关应合法合规性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的研究，尽快出台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人工智能对于军事、民生都将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这项被认为会改变未来的顶尖科技，将可能快速催生无数相关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对就业结构、个人隐私、法律伦理等都带来不确定因素，给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徐晓兰从民生就业的视角分析认为，政府应鼓励传统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共建开源的“产业大脑”，吸引大量人才集聚于此从事新产品、新应用的开发以及运营维护工作，从而创造大量高价值的工作岗位，有效缓解结构性失业压力。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电信和网络诈骗，以及个人隐私扩散和信息安全泄漏等问题愈加严重的现状，徐晓兰表示，人工智能的安全漏洞进一步放大了新技术的“黑箱”效应，引发民众的畏惧与不信任，阻碍了人工智能正常发展。应尽早围绕人工智能开展立法和伦理研究，建立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培育人才梯队

打造世界人才高地

多种征兆预示着未来国际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

“美国特朗普政府加紧管制人工智能关联企业的收购、阻止人才向中国流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人才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对中国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产生牵制作用！”座谈会上，曹健林针对我国人才现状发出了警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面对未来，我国的人才梯队之基显得格外薄弱。据介绍，我国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复合型和学科交叉型人才奇缺，尤其缺少像辛顿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也缺乏像GoogleDeep-Mind这样的顶级团队。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100万人，尖端人才还不足美国6%，在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需求。“在Top700全球AI人才中，中国入选人数虽然名列第二，但远远低于占比过半的美国。”熟悉信息产业的曹健林列出一组数据，他提出：国家应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国际前50位的顶级科学家入驻。“这有利于我国抢抓机遇、趁势而上，掌握发展主动权，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智能应用驱动、大数据积累、集成电路芯片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算法的提升。作为一个复合型新兴交叉学科，包括数学、物理、电子信息、通信、物联网和大数据，以及微电子集成电路、类脑研究等多个领域。因为跨度大，培养人才的难度也很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介绍说，从2004年开始，我国已经在北京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36所大学陆续设置了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形成完善、规范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教育教学体系。

此外，各高校人工智能研究生培养主要依托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一级学科开展，由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跨度比较大，难以形成目标明确、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体系完善、梯次整齐、实力强大的人才培养目标。郝跃建议，应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构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应用示范全方位发展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高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

投身于人工智能领域并颇有建树的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对于人才极为渴盼。“国际上的顶尖人工智能专家，有许多都是华人。”刘强东直言，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持续回流，将缩短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差距。他希望民营企业引进的科学家能够得到学术认可，比如参评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两院院士等，从而实现国家政策支持民企引进海外人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