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宗教、语言的多样性和被殖民的历史使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族群矛盾与族群冲突的问题。卡尔·兰蒂(Carl H． Landé)根据形成原因将东南亚的族群冲突分为 4 类:1)高地人与低地人的冲突;2) 政治与文化边界不同造成的冲突;3) 群岛国家内部的冲突;4) 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冲突。所谓的高地人(high landers)与低地人(low landers)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中南半岛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历史上，欧博allbet中南半岛的古王国多建立在平原地带，西方殖民者到来后，才逐渐将现代国家的统治扩张到中南半岛的北部山区。与此同时，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加深了高地少数民族与低地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由主体民族主导的现代国家政府力图将其统治范围向边缘地带扩张，并遭遇了高地原著民族的抵抗，从而爆发了冲突。缅甸政府军与缅北克伦人、克钦人等武装组织之间延续了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就是这一类别下的典型案例。

此外，政治与文化边界的不完全重合也是导致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泰南四府(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府、沙敦)一直被视为“泰人佛教文化与马来人伊斯兰教文化的分界线”，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使用以泰文字母表示的马来语。自 1909 年《英暹条约》签订后，该地区即归入泰国版图，然而马来穆斯林的分离运动却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平息。2004年，该地区的暴力活动突然升级，泰国政府的一系列平叛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仅在 2004 年到2010 年的 78 个月间，泰南暴力事件就达 9800 多起，造成 1 万多人死伤，其中穆斯林死亡 4200 多人，佛教徒 1600 多人。

与中南半岛国家相比，东南亚的群岛国家则在领土版图上呈现出明显的破碎性，印尼的领土由13，466 个岛屿构成，菲律宾的岛屿也多达 7641 个。地理障碍限制了不同族群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两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任何统治范围与现代国家版图相近的古王国，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殖民运动的结果。保尔·克拉托斯卡(Paul H． Kratoska)和本·巴特森(Benjamin Batson)曾这样写到:“东南亚的普遍趋势是在欧洲殖民统治划分的领土范围内为反殖民活动提供建立国家的推动力，因此，这个地区的‘国家＇往往是按疆域与行政制度划分的社会。”可以说，这一点在印尼和菲律宾两个国家身上得到了更加突出的体现。在印尼，既存在外岛少数民族直接对抗雅加达政府统治而爆发的武装冲突，如自由亚齐运动(the Free Aceh Movement) 和自由巴布亚组织(the FreePapua Organization)，也存在着外岛少数民族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又与印尼政府旨在平衡不同岛屿人口的相关政策有着密切联系。菲律宾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摩洛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也是此类别下的典型案例之一。

最后一种类型——由大规模域外移民造成的族群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历史所造成的遗留问题。其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利用廉价劳动力摄取殖民地资源,大举鼓励区域外民族向东南亚国家移民,典型案例有缅甸的印度人和华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尼的华人等。英国历史学家弗尼瓦尔(J． S． Furnivall)曾提出“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的概念用以概括这一现象。根据他的观察，多元社会有着几套并行不悖、相互没有交集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不同的社区里，经济活动也按族群分工。一旦多元社会出现任何经济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冲突也极有可能转变成族群间的矛盾。1965年和 1998年印尼出现的排华事件就是这一逻辑的突出体现。

综上所述，东南亚国家在族群的人口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族群问题，有些国家常年为族群武装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所困。这一现实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在下文中，本文将对族群问题(尤其是跨境族群问题)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机制和典型案例进行论述，这 3 种机制可以概括为:武装冲突外溢、政治竞争外化、区域身份形成障碍。与此同时，这 3 种机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武装冲突外溢及政治竞争外化成为国家间互不信任的主要来源，同时导致了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并进一步影响了区域规范的内化与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2武装冲突外溢

族群冲突具有极大的“外溢性”。A 国族群冲突所造成的武装组织跨境活动、难民问题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威胁到邻国 B 的边境安全，以及 B 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B 国可能对 A 国的族群冲突表示关切，或者在未获得 A 国允许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干预，从而伤害国家间互信，甚至导致国家间武装对峙或冲突，这一影响机制在泰国与缅甸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缅甸少数民族超过全国人口的 1 /3，泰缅边界也是克伦族、掸族、孟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区域之一。有研究指出，缅泰两国的跨国民族至少有 18 个。自 1948 年独立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缅甸国内军事冲突的根源之一。尽管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先后有不少反政府武装组织与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叛乱活动的强度有减弱的趋势，但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抵抗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缅甸的民族问题是影响泰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泰缅两国边境长达 2400 公里，其中完成划界的仅 58 公里，大部分边界地区适合游击战的开展以及毒品的种植。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缅甸在与泰国交界处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在由孟族、克伦族、掸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民族民主战线”(NDF)的有效控制下。冷战期间，泰国政府一直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持同情态度，并存在支持行为，克伦民族联盟就长期通过与泰国的走私贸易以及向泰国出售矿产品和木材获得活动经费。克伦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妙波甚至将自己的武装组织称为“泰国的外国军团”，协助泰国抵御缅甸共产党的威胁。泰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支持引起了缅甸政府的极大不满，也直接导致了在整个冷战期间泰缅关系的持续冷淡。

从 1988 年开始，出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泰国政府调整了对缅政策，放弃对缅甸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并对缅甸军政府实行“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政策。1988 年 12 月，时任泰国军队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valit Yong chaiyudt) 访问仰光，为泰缅经济合作扫平障碍，泰国公司获得缅甸军政府的特许，在缅甸采伐原木。此后，“建设性接触”政策进一步引起东盟国家的重视，并上升为东盟的对缅政策。

在西方国家普遍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的情况下，“建设性接触”政策受到了诸多的质疑与批评。而作为该政策的提出者，泰国政府始终以强化泰国国家安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由，为该政策进行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国内族群冲突的持续，直接影响了“建设性接触”政策的执行，阻碍了泰缅双边关系的改善。一方面，自 1992 年泰国恢复民主政治后，出于对缅甸国内少数民族人权状况的不满，欧博百家乐泰国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向泰国政府施压，呼吁政府调整“建设性接触”政策，向缅甸军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另一方面，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府军的跨境军事活动，持续威胁到泰国的主权和边境安全，并不断挑战着“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合理性。1992 年 2 月，缅甸政府军追剿克伦民族联盟闯入泰国境内，占领了泰国的 491 号山地，以便利用有利地形对叛军发动进攻，这一占领行为一直持续到 1992 年底。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下，泰国空军司令宣布泰国军队随时准备对缅甸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此后，泰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建设性接触”政策做出调整。

对于泰国政府而言，缅甸族群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已经对泰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泰国政府对于缅甸国内问题表现出的关切及干预愿望，却引发了缅甸政府的警惕，导致国家间互不信任的产生。以“弹性接触”(flexible engagement)政策为例，1997 年，缅甸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次年，在缅甸族群冲突造成大量难民的情况下，泰国川·立派政府提出了“弹性接触”原则，该原则主张对东盟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干涉规范进行调整，从而使东盟在缅甸国内问题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该项提议立即遭到了缅甸的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讨论，东盟外长会议最终决定采取“强化互动”(enhanced interaction)的概念，作为处理地区内部跨国问题的政策框架，极大地淡化了干预色彩。

不仅如此，族群冲突还存在着直接上升为国家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早在 1992 年 3 月，缅军就因打击克扬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进入泰国湄宏顺府界内，并引发了泰缅两国军队的正面冲突，双方人员不同程度死伤。2001 年，缅甸政府军队向南掸邦军发动旱季攻势，结果战事波及泰国，导致边境地区的泰国居民逃离家园，随后泰国政府宣布，缅甸政府军侵犯泰国领土。2002 年 5 月，缅甸反政府武装掸邦联合革命军对政府军发动反攻。由于战斗中有炮弹落到泰国境内，泰国军方因此向缅甸境内发射了几枚炮弹以示警告。缅甸政府随后向泰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泰国政府背后支持缅“掸邦联合军”。缅甸政府发言人、军事情报局副局长觉温少将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缅甸反政府武装组织是“在泰国军队炮火的掩护下”对缅甸政府军哨所发动进攻的。缅甸政府随后下令关闭了所有缅泰通道，并向缅泰边境地区增兵数千。同年 6 月 1 日，仰光 2 万多名缅甸人上街游行，抗议泰国政府侵犯主权。6 月 3 日，缅甸 4 艘战舰闯入泰国海域，后经泰国政府警告撤出。

时至今日，缅甸族群冲突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仍是泰缅国家间矛盾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Ｒ)2015 年公布的数据,现在泰国约有 72，900 登记在册的缅甸难民，同时还有51，500人处于“类难民状态”。另一个专门为缅甸难民提供救助的机构在 2016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泰缅边境的 10 个难民营内居住着 103，762 名难民，难民问题也并没有随着民盟政府的执政而得到解决。此外，从 2012 年开始不断升级的缅甸若开族与罗兴伽人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严重的罗兴伽难民问题。大量罗兴伽难民或逃往泰国，或取道泰国逃往马来西亚。2015 年，马来西亚警方在与泰国边界发现了 28 处蛇头关押罗兴伽难民的集中营，同时还发现 139 处埋葬难民尸体的乱坟岗。此后，为避免难民非法进入，泰国警方加紧打击行为，导致很多蛇头选择丢弃难民，断水断粮进一步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泰国政府也因此受到了诸多国际组织的谴责。

3政治竞争外化

不仅武装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影响国家间关系，一国国内的族群政治也会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进而影响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大量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证明，跨境族群的存在将加大国家间冲突的可能，其中，“多数族群－少数族群”类型的跨境族群——一个族群在 A 国是多数族群，而在其邻国 B 则是少数族群——尤其如此。这主要是因为，该族群在国家 A 内可能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地位，而在 B 国则处于劣势地位。A 国的主体族群对其同胞持同情态度，B 国族群间的不平等亦会引起 A 国人民的不满。迫于国内主体族群的压力，A 国领导人将无法为 B 国的族群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为争取本国主体族群民众的支持或选票，A 国领导人甚至会选择干预 B 国的内政，从而形成了族群政治的外化，并加大了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多数族群－少数族群”类型的跨境族群，例如，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虽然是少数族群，但其对应民族——马来人却在马来西亚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泰国南部的马来人、柬埔寨的越南人、新加坡的马来人、马来西亚的华人、缅甸的掸人等。诸多证据显示，这种类型跨境族群的存在可能直接影响两个邻国关系的发展。下文将以泰南问题对泰马关系的影响为例，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阐述。

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也是多族群国家。从建国初期至今,马来西亚的民族构成出现了一定的改变，其中,马来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缓慢上升。1957 年，马来人占总人口比重为49%，华人为 38%，印度人为 11%，到了 1975 年,3 个族群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为别 53%、35%、11%。而到了 2013 年，马来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了 54．5%，华人比重则下跌到 24．5%，印度人下跌到 7．4%(见表1)。

人口构成的变化也促使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马来人的政策偏好。与此同时，自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团体内部出现了回归穆斯林传统的现象，相应地，马国政治的泛伊斯兰化也愈发明显。在马来西亚，前执政联盟中的巫统(UMNO) 与伊斯兰党(PAS)均为马来人的政党。不同于奉行温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巫统，伊斯兰党主张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并主张伊斯兰教法应成为唯一法律来源。伊斯兰党的这一立场为其赢得了大量的马来选民。在1999 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获得了超过 50%的马来人选票，而巫统仅获得马来人 47%的选票，后者执政地位的维持需要越来越多地倚重华人选民的选票。在选举压力下，巫统也被迫调整其在族群和宗教问题上的立场。2002 年，马哈蒂尔总理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伊斯兰教国”，这一举措显然是为选举利益服务的。

国内族群政治的竞争也反映在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中，马来西亚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在邻国的族群问题上发表反对言论并引起了邻国的不满。以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为例，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与马来西亚北部的居民保持着密切的日常生活联系。出于同情，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经常会在泰南冲突爆发期间，为泰南马来人提供庇护。有数字显示，移居马来西亚境内的泰南穆斯林达 30 万人，马来西亚北部的村落也经常成为泰南分离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地。另外，有统计显示，具有马来西亚和泰国双重国籍的穆斯林达 8 万人，很多分离主义分子也在其中，这为两国之间的司法合作造成了诸多障碍。

不仅如此，历史上马来西亚政府与泰国分离主义组织之间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结束初期，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就曾提出将泰南四府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政治诉求。1957 年马来西亚的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同一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军事分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包括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NPP)、北大年共和国解放阵线(BＲN)、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ULO)。冷战时期，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为泰南穆斯林反抗组织提供支持，以此对泰国政府形成制衡，以免后者同马共有所合作。直到 80 年代后期，马来西亚政府还允许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将总部设立在马来西亚境内。

国内的族群政治也影响了马来西亚在泰南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为凸显其马来政党的身份、迎合国内马来选民，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伊斯兰党经常发表言论，批评泰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并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关注泰国境内马来人的权益。另一方面，由于马国内的穆斯林团体及马来选民对泰南马来人普遍持同情态度，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也无法承受失去马来穆斯林选票的结果。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很难在打击泰南穆斯林反叛组织的问题上给予泰国政府充分的协助，这也加深了马泰两国之间的隔阂。

2004－2005 年期间，泰南问题曾一度导致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4 年初泰南冲突出现升级趋势。时任泰国总理的他信多次发表公开讲话，指责马来西亚政府疏于边境管控，以至于分离主义分子可以进入马来西亚境内逃避泰方抓捕，同时泰国政府还认为，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训练是在马来西亚境内进行的。2004 年 4 月 28 日，泰国南部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冲突导致 5 名安全官员和 107 名叛乱分子死亡。面对国内伊斯兰团体和伊斯兰教党的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宣布为从泰国逃亡的分离主义分子嫌疑人提供庇护，这引起了泰国政府的强烈不满。2004 年 10 月 25 日，泰国穆斯林在达拜镇警察局外进行示威，引发流血冲突，7 名穆斯林群众被泰国警方射杀，另有 75 名示威者在警车中窒息死亡。此后，马来西亚国会不仅对该事件进行了讨论，还公开对泰国的安全行动进行了谴责，这明显违背了东盟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不干涉原则。2005年 8 月 30 日，马来西亚政府再次接纳了 131 名从泰国跨越边界逃往马来西亚境内的叛乱分子。此外，由于国内穆斯林团体的压力，马来西亚政府还曾拒绝向泰国政府移送具有双重国籍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哈迈德，而泰国政府认为此人正是泰南暴力事件的主要策划人。

事实上，在国内政治竞争的压力下，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对泰国国内穆斯林的境遇公开表示过不满，同时也对印尼政府处理自由亚齐运动的方式提出过批评，并曾积极干预过菲律宾南部的摩洛分离主义运动。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还出于马来人与罗兴伽人的宗教联系，多次就罗兴伽人问题对缅甸政府提出过指责，并引起了缅甸政府的极大不满和抗议。

马泰关系的起伏证明了，一国的族群政治很可能与其邻国的族群冲突产生联动，前者的国内政治竞争将对其外交政策制定起到限制作用，使得该国无法在打击分离主义运动等问题上为后者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国内族群政治的推动下，前者甚至可能对后者的民族政策提出批评，或直接干预后者的内政。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跨境族群的存在可能加大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从而威胁到双边关系的稳定。

4区域身份认同障碍

族群矛盾与冲突还会通过不同途径，对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造成障碍，从而进一步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前景。首先，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可能导致了整个地区范围内不同族群间以及宗教团体间的对立，妨碍了民众“区域身份认同”的产生，从而使区域一体化失去“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如上文所述，泰国南部的族群问题不仅挑战着泰国政府所提倡的“泰国人的民族主义”，还同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产生了互动，强化了跨国界存在的“马来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加剧了整个区域内马来人与泰族人、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对立。

事实上，东盟的实践与大量理论研究均已证明，民众的区域身份认同对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 年 11 月，东盟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建立东盟共同体的 2015 吉隆坡宣言》，宣布以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建成。尽管如此，围绕“东盟是否构成真正的共同体”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根据卡尔·多伊奇(Carl Deutsche)对于安全共同体的定义，身份认同是构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因素。安全共同体中的人民“有一种相互同情和忠诚;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 ＇，信任和相互关心;在自我形象和利益方面，形成了部分的认同;彼此成功预知行为。”艾伦·柯林斯(Alan Collins) 也曾对“安全机制”( security regime) 与“安全共同体”( security community) 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安全机制”与普通意义上的“联盟”并没有本质区别。相反，“安全共同体”则需要成员国及其公民具有共同的身份认知。在“安全共同体”中，一个国家的公民不会对邻国存在任何的“仇外情绪”。换言之，区域共同体的深入发展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公众的态度以及人民与人民间的联系，将直接决定区域融合的深入程度。

鉴于此，《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也特别强调，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要增强人民之间的联系，以此增进地区一体化中“自下而上”的推动力。然而,东盟国家在族群、宗教上的巨大差异，为加强区域人际联系设置了障碍。2011 年东盟内部的一项民意调查就显示，在被问及“什么是阻碍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因素”时，66%的马来西亚人、39%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 75%的新加坡人都认为，族群和宗教的多样性是东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更重要的是，族群问题还通过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与国家间关系，对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造成障碍。如前文所述，族群问题造成的武装冲突外溢和政治竞争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的猜忌与怀疑，不仅如此，族群问题还会造成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区域规范不仅具有规定和指导国家行为的“常规性影响”，还具有界定和构成认同的“构成性影响”，对规范的遵守和内化是区域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相反，对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则将阻碍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图表1全面概括了族群问题影响区域合作的不同机制。

就东盟而言，不干涉原则是东盟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盟区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在族群武装冲突外溢和政治竞争外化双重机制的作用下，东盟国家仍在遵循成本－收益计算的逻辑，有选择地践行不干涉原则，以便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泰国为例，如前文所述，泰国的国家安全深受缅甸族群冲突外溢的影响，鉴于此，泰国政府曾多次尝试干预缅甸内政，其中“弹性接触”(flexible engagement) 政策最具有代表性，旨在推动东盟不干涉原则的演化。在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政府又提出对缅甸的“向前接触”(forward engagement)政策，并于 2003 年 12月在曼谷主持召开了“缅甸民族和解国际支持论坛”(又称曼谷进程)，希望推进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然而，在泰南问题中,泰国则一再坚持不干涉原则，对邻国马来西亚表现出的关切及干预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 2004 年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执意将泰南冲突提上议程，结果遭遇泰国以退场为要挟。

与泰国形成对应的是，马来西亚政府也在不干涉原则上展现出自相矛盾的立场。受国内族群政治竞争的影响，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在邻国的涉及马来人的冲突与矛盾中积极发声。当泰南问题出现升级时，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义德·哈米德就曾公开表示，尽管冲突是泰国内政，但如果泰国政府处理不得当，将对东南亚整体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东盟需要改变其“不干预”的原则。然而，在不涉及马来或穆斯林少数族群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则持更加保守的态度。泰国所提出的具有干预性的对缅“弹性接触”政策，就受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公开反对。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仍在根据具体的国家利益，有选择性地决定是否遵守不干涉这一重要的区域规范，而国内的族群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盟国家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选择。对于决策者而言，由于各国民族整合问题仍未完成,各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及基本国策，仍不断受到分离主义运动和族群矛盾的挑战,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仍致力于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方面决定了东盟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及对主权让渡所持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致力于“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东盟成员国，缺乏构建“区域身份认同”的真正动力。正如穆罕默德·阿约伯(Mohammad Ayoob)所指出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最关心和最关注的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从而构建基于和谐利益的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事实上，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走向理想中的有效、合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正是威斯特伐利亚话语体系所预见的主权的掌管者。”可以说，在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以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合作仍是强化主权国家的政策工具，而非最终目的。这种对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的遵守，与建构主义者所想象的出于“习惯”或适当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而遵守区域规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出东盟国家对区域规范的内化程度不深，区域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5总 结

本文对东南亚地区族群的构成以及族群矛盾与冲突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族群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的进程。具体机制有 3 个:第一，族群冲突具有极大的“外溢性”，武装组织的跨界活动及伴随族群冲突而来的难民问题，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第二，一个国家的族群政治可能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问题产生联动，造成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与矛盾;第三，区域内国家的族群问题还妨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进而阻碍了区域合作的深化。（注释略）